乡村社会主体性的双重结构及其动力机制——以一个环保公益组织的实践为例

乡村社会主体性的双重结构及其动力机制

——以一个环保公益组织的实践为例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1期

作者 | 孙飞宇、张雨欣

责任编辑 | 徐宗阳

（一）乡村振兴与主体性研究的现象学社会学切入点

在中国社会学界，关于乡村振兴与农民、农村主体性关系的思考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有了丰富的发展（王春光，2018；吴重庆、张慧鹏，2018；龚丽兰、郑永君，2019；麻国庆，2019；毛一敬、刘建平，2021）。学者们注意到，尽管中央一贯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但农民主体性地位缺失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一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王春光，2018）。而增强农民主体性的核心是要“还权赋能”，或者培育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王春光，2018；吴重庆、张慧鹏，2018）。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且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习近平，2022：30-31）。在这一前提下，如何理解乡村社会主体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外来激发”是中国学界思考这一问题的重要面向。所谓“激发者”通常有政府和社会两种类型。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曾引发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诸多讨论（高丙中、夏循祥，2015；赵小平、王乐实，2013；周飞舟，2009，2018）。不过，无论是政府的力量还是社会的力量，在介入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都必须要面临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如何与当地农民和农村社会打交道，以激发地方社会的内生动力并由此建设主体性的重要问题。目前学界的工作或者集中在主体性建设中的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面向上，或者以外来的教育、医疗以及环保等资源对地方社会的激发为主题（李斌，2011；沈洪成，2014；孙飞宇等，2016），从不同侧面对乡村社会主体性展开了有益的丰富思考。

学者们强调，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对乡村社会的主体性有所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内生式发展（田毅鹏，2022）。周飞舟在其“家国一体”的研究中发现，在中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中，“家”是中国农民主体性的主要承载形式（周飞舟，2021）。这一类工作丰富了关于“社会底蕴”的研究（杨善华、孙飞宇，2015），同时也承接了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重要传统：在由晏阳初、梁漱溟和费孝通等先生们所展开的形态丰富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界争鸣中，何为农民主体性、该主体性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勾连以及如何建设新乡村主体性等问题早已浮出水面（赵旭东，2008；张浩，2019）。而潘光旦先生在“中和位育”理论中所隐藏着的对于中国人作为“整个的人”的理解（潘光旦，2000）和林耀华先生对于中国人的“社会生命”的研究（林耀华，2015；渠敬东，2019）也都不断提醒着我们对于这一主体性的理解方向。

在这一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本文希望借助现象学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基于对经验案例的分析，为该领域的思考提供新的有益尝试。舒茨（Alfred Schütz）的现象学社会学通过对意义的讨论，尤其是将时间引入对行动概念的理解，从原因动机（because of motive）和目的动机（in order to motive）两个方面分析行动的意义脉络（meaning context），为我们理解行动者的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发展出的生活世界理论，强调了个体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与经验脉络（context of experience）对于行动者当下的意义建构的重要性，并且通过社会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维度的分析，揭示出个体的存在超越了个人身体，具备了社会性（Schütz，1982，1989）。

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中，舒茨的这一理论框架为关于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性的诸多讨论提供了有益线索。本文亦希望能够借助该理论来讨论在“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时间与空间维度，尝试“观看”中国乡村社会主体性的深层结构与动力机制。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我们选取了一个呈现为环保议题的案例，使用质性研究的材料来展开研究、完成叙述和论证。选取这一案例的原因在于，相对于产业及经济发展而言，环保理念的接受与实践对于地方社会来说往往更具有“外来性”，因而更需要当地主体性的激发，也更易于为我们提供有关地方社会主体性的理解。不过，这一“内生”的主体性如何激发？这一激发起来的主体性又存在何种内在结构？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需要同时面对介入者、地方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多重因素。在这一思考背景下，本课题组在少郎山流域对一个化名为Y组织的环保社会公益组织展开了调研。

少郎山流域位于中国西南部，是该地区非常重要的生态区域。当地村庄受地形所限，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该地区林地面积较大，然而近三十年来，滥砍滥伐、盗砍盗伐导致原始森林的破坏和水土流失，而山高沟深、地广人稀的自然地理条件又使得护林员制度的执行困难重重。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带来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着整片地区的生态安全和地方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从2009年开始，F老师带领Y组织在该地区开展“社区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保护”活动，主要通过一项名为“社区互助金”的小额信贷项目来展开社区主体性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区域环境保护。

作为一个小型公益组织，Y组织稳定的核心工作人员只有9人，常年招募志愿者，以正式工作人员培训和带领志愿者的方式进行工作。Y组织的核心工作成员要么长期居住在当地，要么是本地人，对于当地社会和文化较为熟悉。换言之，该组织是以一种“精耕细作”的方式在当地长期展开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切入点。

本研究遵循与现象学社会学理论视角较为契合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方法（孙立平，2000），注重从过程角度来理解研究对象，通过突出诸多事件的动态特征和时间、历史的维度，发掘出乡村社会主体性复杂微妙的结构。在这一方法视角下，从2015年至2021年，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参与了对Y组织的跟踪研究，对于该组织的成员和项目参与者相继进行了多次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包括个人生命史、组织理念、项目工作以及相关的案例事件，等等。研究团队数度跟随Y组织进入项目所在山区，在河头村和黎明村参与观察了与社区互助金等项目有关的工作，并在2022年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回访。

（一）从环境保护到内生式发展：F老师的生平情境及其理念

Y组织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社会公益组织，致力于通过建设乡村社会主体性、激发内生动力以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改善乡村环境状况。在一份《生态文明建设项目书》中，该组织如此自我介绍：

通过“内生式”社区项目服务理念，促进区域中人—社区—社会的变化与整合……探索公共资源进入乡村的综合效益最优化的途径，从而化解该区域“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转型时期下的新乡村建设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

这一界定来自组织创始人和负责人F老师。F老师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参加环境保护工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Y组织的行动理念是他多年来“试错尝试”之后的经验总结。他将自己三十余年来的环保实践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刚参加工作的十年。这一阶段被他称为“野蛮保护”阶段，因为其中存在大量“与当地农民的冲突”。冲突主要来自他在认知和利益层面与地方农民的不同视角和立场。

那个时候主要执行的是《环保条例（试行）》，其他的有《森林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条例》等。我们的视角很单一。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认知是对上级负责。而农民会问，“这是我的土地啊，你们玩什么玩？”（访谈材料20200815FY）

根据F老师的自述，这段时间里他参与的保护工作与地方农民之间的冲突非常激烈。他说：

我们每次保护黑颈鹤的时候都要和农民发生冲突……我们是经常要打架的。农民打我们保护区工作人员，一来就是几百人，拿着成千上万个拳头大的石头投过来，有点像电影上万箭齐发的场景，“呼”一下都是石头飞过来。我们只能背过背、蒙着头，躲避石头。我们也经常被农民打伤住进医院。（访谈材料20200815FY）

这里的叙述也许稍显夸张，但正是在这样的保护实践中，F老师认识到外来组织高高举起的环保大旗和农民的生计目标相冲突，而这些在地的农民本该是长期环保工作最直接的受益者。他逐渐认识到环保工作存在着主体错位的问题，“人民的诉求与我们拍着脑袋的假设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访谈材料20200815FY）。在访谈中，他提起了多年前在一次西部地区举办的国际会议上环保专家和当地农民之间观点发生冲突的故事。

（当时）专家们都说“金丝猴是金饭碗”，政府也这么说，但是老百姓说“金丝猴不是金饭碗”……金丝猴的这个金饭碗是你的金饭碗，你写了论文成了国际专家，然而金丝猴带来的利益和老百姓不接轨啊，所以是你的金饭碗，不是农民的金饭碗。（访谈材料20200819FY）

F老师因此意识到需要让农民加入到环保工作中，并借鉴了国际环保组织通行的“参与式保护”做法，即让农民参与到保护区的建设与维护工作之中。在F老师实践环境保护理念的第二阶段，这种让农民参与环保工作的方式短时间内带来了一定的保护效果，但是他在后来发现，农民的参与是有限的，保护的效果也无法维持。此类经验促使他开始重视保护区地方农民的利益和态度，也开始认识到环保应该完全转化为一种系统的、整体性的行为，主张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行动，从保护特定物种和区域转为调节人地关系。“‘自然保护区’是不够的，要建立‘社区保护地’，要凸显本地居民在整个社区—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访谈材料20200819FY）。这就意味着环保工作必须要以当地居民广泛、长期的参与作为最重要的基础。这是其理念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理念的结果是Y组织积极推动有利于地方村民生计的项目建设，而实施项目的前提则是要求他们通过集体讨论，自行拟定并且监督执行与环保相关的制度。“社区能产生自我管理的制度，并且其制度是可执行的”（访谈材料20181111FY）。

Y组织非常重视“公共讨论后的多数同意”与“社区参与”这两条基本原则。前者指的是“要不要做事情、怎么做，都是由村民讨论商量，由村民自己制定……要开设项目的话，需要有达到社区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参加，以实现多数人受益”；后者则是指村民出资出力，“我们认为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只有社区实际去做了投入，才有可能珍惜项目”（访谈材料20160831GDA）。

“公共讨论后的多数同意”强调的是将决策和行动自主权完全交还给村民，这是Y组织所理解的“内生”。“所谓‘内生式发展’就是当地人全权做主，当地人要做什么事，我们就帮他们，别拿什么生态学的知识教人家……我们工作团队经常处于‘吃瓜群众’的角色。在项目里边无论开会也好、决策也好，我们就是坐在旁边的一个小帮工，社区让我们记会议讨论内容，我们就记，不让我们记我们就不记”（访谈材料20200815FY）。

F老师认为，唯有亲身参与到制定“契约”的讨论中，当地居民才会创造出某种与自己的生活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环保方式，也才会做到出资出力。“一项契约如果是当地人未参与讨论，也就是被约束的对象不参与讨论就立定契约的话，那么它将是无用的、无效的”（访谈材料20200815FY）。

在这一考量下，Y组织环保实践的重心就转移到以社区互助金为代表的项目建设上，以激发社区的自组织与制度建设。这是Y组织所理解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建设的重要路径。

（二）主体性激发的项目设计：社区互助金

社区互助金项目是由村民自愿参与的低息小额信贷项目。由于当地大部分人在每年10月份卖掉田地收成之前手头都缺少现金，所以这一项目比较好地契合了村民的借贷需求，很有吸引力。村民小组参与该项目的条件是集体制定保护环境的方案并互相监督执行。如果村民在借贷期间违反了这一条件，Y组织就会撤资。Y组织设计了三项措施来实施该项目。

第一，要求村民自行决定参与项目的抵押物。例如，多个村组在经过讨论后决定抵押林权证。

第二，实行等额配套资金制度。这要求参与项目的村民首先自行讨论集资额度并完成集资，而后Y组织再根据集资总额以1∶1的比例给予资金配套。例如，某村组有30户村民加入项目，每户愿意出资1000元，那么在全小组共计集资3万元的前提下，Y组织就会为该小组配套3万元。如此一来，该小组的“银行”就可以获得共计6万元的可供借贷资金。Y组织并不索取每年借贷产生的利息，而是建议由村组集体决定利息的用途。

第三，实行三分之一成员借贷规则。即所有参与项目的村户抽签分成三组，每年只有其中一组获得贷款资格。接续上例，村组内的30户抽签分为3组，每组10户。这3组分别对应着3个借贷年，也就是1组村户在第1年借贷，2组在第2年借贷，3组则在第3年借贷。在每一个借贷年份中，该小组的10户共计借贷6万元的资金总额，平均每户可以借到6000元。到了第二年同一时间，所有借贷村户返还借款和利息，以供下一组村户借贷使用。如此三年为一个循环。

设置三分之一借贷规则既可以增加村民单次借贷的金额，从而提高其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也可以建立起互相监督的机制防控风险。在这一规则下，每次借贷后有三分之二的村民会监督资金与利息的返还，以保证下一轮的借贷。

这一项目在形式上类似于中国传统的赈灾互助组织“社仓”。社仓以粮食实物作为借贷对象，通过作为外部力量的官方与作为当地力量的士绅合作，贮粮集粮、有偿借贷，以缓解农民青黄不接的困难（刘宗志，2018）。然而，相比之下，社仓与Y组织所实践的社区互助金项目在理论上还是有着核心的差别。在朱子创立的社仓系统之中，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扮演着核心作用，是行动的主体（吴四伍，2018；杨乙丹、乔沁，2021）。换言之，社仓所调动和激发的是以地方士绅为核心的主体性。而Y组织设计的社区互助金项目则要求多数社区成员的参与。在访谈中，F老师说他在近年来读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著作（Ostrom，1990，2000），虽然在设计项目之初尚不了解这位学者及其工作，但是在阅读了奥斯特罗姆的作品之后，F老师完全赞成其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主张，“奥斯特罗姆的理论观点是可行的”（访谈材料20221105FY）。认同奥斯特罗姆之理念的F老师，更希望让大多数社区成员参与到项目全过程中来。

所以，这套规则设计表面上的功能是将金融互助体系、村民的发展需求和环境保护意识联系起来，实际上其前提要求是在村庄内部形成共同议事的氛围，以激发村民作为个体的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建设社区的公共精神和在这个意义上的主体性。所以，Y组织关注村庄里的每一个个体。

我们经常会参加同行会议、看论文，大家的很多讨论是产生了什么样的制度。而我更关注的是在什么地方，签署什么条例，签署条例的过程中是不是每个人都做了承诺。（访谈材料20221105FY）

同时，他们也关注村民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并且能够遵守规定。

我们不管钱他们用不用、怎么用，很多人一年了钱也没有用，就放在家里，没有去发展去致富，到了还款时间自己还搭着利息还回来了。有人会觉得他们非常傻，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他们能通过这个（指社区互助金项目）有权利意识。（访谈材料20181111FY）

由此可见，Y组织在建设地方社会主体性方面的目标就是促使每个村民都关心自己在项目中的权利，强化他们的契约精神和内部监督机制，提高他们在公共事务方面的自觉意识与行动能力。

上述实施原则和意义诉求也广泛存在于Y组织所支持的各种直接或间接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中。为了实现“激发”，F老师还曾经多次组织带领各个村组的项目负责人前往国内发达省份、香港地区以及印度“考察学习”，以促进他们的“成长”。总之，Y组织这一未来取向的行动力求推动地方社会的村民以自己的生计和利益为起点，通过项目的实施激发起责任和权利意识，也激发起他们对于环保等公共事务的关注。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此种理念在不同的村庄发展出了不同的实践逻辑，表达出了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发现Y组织所激发出的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内容所包括的村民在行动中所依赖的乡村社会既有伦理秩序与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与风俗习惯等，可以借用现象学社会学中的生活世界理论来加以概括。

在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中，行动者会借助既有经验脉络理解新经验并逐渐将其纳入既有的经验图式之中。然而新经验所激发出的“反省”（reflection）态度无法触及经验脉络中的所有部分，因为存在一些“反省无法触及的底层”（舒茨，2012：98），例如既有经验脉络的秩序等方面。这一理论观点在Y组织为开展项目和地方村民打交道的案例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一）意义脉络中的空间性与弥散：“乱一下”的结构

Y组织实施社区互助金的第一个村组是河头村新屋组。2010年，Y组织工作人员自行找到了新屋组组长刘玉坤家，向其介绍了社区互助金的项目。刘玉坤先被1∶1的资金配套所吸引，但转念就产生了怀疑，“哪有白给钱的，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我就想肯定是要来套什么东西”（访谈材料20171112CXF）。刘玉坤在半信半疑之间找组里其他人商量，一次非正式的村民小组会议就此召开，而这次较为随意的会议只是随后漫长讨论过程的开始。

对村民来说，该项目的吸引力在于有资金配套，但自己投入的资金也面临一定风险。Y组织不是由村长介绍来的，而是直接进入村组谈合作，要求村民自行讨论并做出决定，且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才能开展项目。这必然会增加村民的担心和疑虑——没有政府作保，村民小组需要自己承担决策的责任，这让他们极力要去弄清楚整个运行制度。根据Y组织的记录，该组村民在几个月内开了多次会议，为是否要和这个没听说过的外来组织合作而争吵不休。最终结果是“尝试派”和“激进派”共同压倒了“保守派”，第一个社区互助金项目就这样在河头村建立了起来。

Y组织的工作人员根据记录，告诉了我们2014年由刘玉坤组织的一次讨论会的鲜活场景。

刘玉坤说，“好！我们先乱一下，讨论一下”。然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过了好一会儿，乱得差不多了，他们告诉我现在要用林权证和惠农卡作抵押，并采用利滚利的方式滚动下去。于是，我帮他们做文书记录下来，大家纷纷前来签字按手印以表示通过该修正协议。乱一下，很有意思的说法哦。（访谈材料20171112GDA）

根据Y组织的说法，类似的讨论几乎在Y组织介入的每一个村组都存在。那么这个“乱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充分参与了讨论？讨论有没有内在的结构？在2015年针对参加该项目的105户村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和Y组织的说法存在差异的是，16%的参与者对于该项目的规则完全不知情，46%的参与者仅仅了解一点规则。这表明大多数村民尽管参与了讨论，甚至参加了项目，却并不怎么了解项目的规则。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各个村组“乱一下”的内容可能不尽相同，其讨论结构和决策机制却大同小异，即村庄既有的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解释了该调查的数据结果。

首先，该调查针对的是个人，然而由于项目是以村户为单位参与的，所以各家各户在讨论中并不需要人人都发言，也不需要人人都了解项目——只需要“家里主事的”了解即可。其次，在更大范围的家族中，往往也只需要一两个家族领袖了解项目规则，就能形成主导性意见。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在现场讨论中，主动发言者、带头发言者和最后形成决定性意见的发言者与其在家庭、家族与村庄里的社会性角色和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许多人并不了解该项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信并参加该项目，这通常是因为其与组织者或参与者有亲戚关系。正如一位村民说，“刚开始老实不知道这是个啥，但是XX是我亲戚嘛，我不参加也不太好，还是要支持他的工作嘛，这点面子还是得给”（访谈材料20150101FX）。由此可见，在这一“公共讨论”，也即这个“乱一下”之中存在着基于伦理秩序与权力关系的结构。不仅一家之中的发言有其代表，而且当组织者是村组长而村组长又是家族中的某位亲戚时，就会出现“这点面子还是得给”的情况。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村民可以调用以往的经验来理解该项目，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必然存在着一些无法被反省到的经验层面，也即“乱一下”的社会结构。

这一结构还体现在各个村组所制定的关于违反环保规定的惩罚措施及其行动逻辑之中，即针对不同人群的惩罚呈现了“内外有别”的特征。

所谓“内外有别”，指的是在村民们制定的规则中，针对不同身份的违规者设置了不同的惩罚措施。因为组内村民是规则的知情者，所以一些村民小组主张对“自己人”的惩罚应该比对“外来人”更严格。然而在另一些村组的村民看来，“自己人”终究是“自己人”，“外来人”跑到这里来砍树则是“欺负人”的表现，应该予以最严厉的惩罚，最好能让他们口口相传，再也不敢来。

两种惩罚措施表面上并不相同，但都一致遵循“内外有别”这一区分逻辑。这也是当地村民非常普遍和有效的思考方式。这方面更为显著的表现是，在各个村组所制定的规定中，比较常见、也被认为最有效的惩罚措施是与“红白喜事”有关的内容。例如，新屋组经过激烈讨论后一致决定禁用农药，制定了《村组农药禁用制度》，其中规定“对于违反农药禁用制度的村民，全村其他村民将不参加该户的红白喜事”。不参加红白喜事的规定显然来自其历史经验，是“内外有别”思考方式的体现。在地方社会中，这被认为是最严厉的惩罚方式。因为这意味着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对该村民以“外人”视之，并将其排斥在社会运行体系之外。正如刘玉坤所说，“农村最根本的自治机制就是人们之间的礼尚往来、互帮互助的体系……一家人死了人，帮爸妈抬死人的人都不来，有喜事，帮忙的人都没有，很悲哀的，这是农村的弱点”（访谈材料20171112LYK）。

这些来自乡土社会历史经验的规则显然是差序格局理论的体现，同时也意味着在一个地方社会的意义结构之中，社会空间的维度，也即亲疏远近、内外有别是行动者在思考公共议题时的基本维度之一，亦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主体性的社会空间维度的第一个方面。

基于其理念，Y组织除了提供咨询服务外，在其他方面都保持着一种尊重地方社会的态度，既不干涉规则的制定，也不要求村民登记借贷资金的使用去向，对如何使用这笔资金不加过问。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后面这种态度来自组织工作人员在和当地村民打交道过程中的“学习”。

从2010年至2015年，在该项目运行的最初五年时间里，Y组织曾要求村民登记资金使用去向。在2015年，该组织的志愿者还对当时参加项目的5个村组共132家农户做了调查。当时的调查结果表明，村民的资金使用去向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别：61%的贷款家庭将贷款用于种植和养殖等生产性领域，在2014年平均为每户增加的收益为3182.98元；8%的贷款家庭将贷款用于“生意买卖”，2014年平均为每户增加的收益为5290元；20%的贷款家庭将资金用于补贴生活开支或者建设，如修缮房屋等方面；9%的贷款家庭将其用于教育开支。调查还发现，确实有一位村民在获得贷款后把资金放在家里一整年，到期后补贴利息把钱交了回去。这个调查的内容和数据看起来都比较清晰明了，似乎为Y组织理解农民生计提供了很好的帮助。然而我们发现，在2015年之后，Y组织不再要求登记资金使用去向，也没有再做过调查。在2022年的追访中，当我们问到这一转变的原因时，工作人员D做了如下回答。

村民对于资金的使用非常琐碎，所以不方便登记和调查。以前做的调查中，很多说不清楚，零零散散用出去了。那些说出来的，经常也会出现忘记或者说错的情况，甚至在现场现编也属于常见。（访谈材料20171113DPJ）

也就是说，Y组织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逐渐学习到，农民对于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并不像2015年的调查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清晰明了。伴随着这一更加深入的理解，Y组织的工作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Y组织最初要求村民“登记资金用途”本身意味着一种对于未来某项工作的清晰计划。然而他们发现，当农民以“家户”为单位来申请借贷的时候，因为资金使用的决定大多不是单独做出的，所以其中往往充满着各种各样无法预计的情况，难以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而在回顾资金使用情况时，他们也难以回忆起每一笔钱的具体用途，这是因为资金的使用大多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弥散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和生产生活的具体情境里，难以使用数字和表格来清晰记录和表达。这种弥散性构成了我们理解乡村社会主体性的社会空间维度的第二个方面。

以上两个方面表明，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并非基于个体，而是以一种差序格局式的结构，弥散在其家庭、家族与更广泛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其边界是模糊而动态的。

Y组织从一开始就与作为整体的村民小组建立了看似平等的合作关系，因而在这种“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双方关于对方的想象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在Y组织看来，社区互助金项目更像是以“公共品提供”的形式构建起来的共同体议事机制。这一机制将环保与各家私利联系在一起，“保护方式变化了，以前按照制度来，谁也不会干，现在钱进去了，就是每个人的了，不再是村长和护林员的事了”（访谈材料20171112XC）。项目的运行过程正是乡村社会主体性建设的过程。这一观点也得到受F老师影响的个别当地政治精英的认可。例如，组长刘玉坤后来也说，“社区互助金其实不是一个钱的问题，是训练公共管理的一种工具”（访谈材料20181109LYK）。然而在地方社会内部，当“乱一下”真正展开的时候，这一项目所激发出来的经验脉络与相应的外在社会秩序，即这一“公共讨论”所依循的结构，却是地方社会的传统社会秩序和经验秩序的呈现。在这里，有效的讨论并非以个人为基础，而是沿着既有的伦理关系展开的，村民们对于这一项目意义的理解及其行动也都有赖于既有的地方性知识、社会结构与伦理关系。在该项目的具体实践中，这一点更为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二）意义脉络中的时间—历史性：“乱一下”的内容

Y组织的原则是不参与、不干涉具体的讨论过程，由村组自行讨论和决定环境保护的内容、区域、针对砍伐的惩罚措施等一系列村规民约——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契约”。这一机制所激发出来的制度带有强烈的地方历史和经验色彩，在认知上给了Y组织很大的冲击。

这一冲击首先体现在对环保内容的不同理解上。在这方面，Y组织的多位工作人员在访谈中多次将前述当地人对金丝猴的态度与对另外一种生物的态度加以对比。这一对比颇为有趣。

2018年，项目扩展到某小组……他们规定禁止捕青蛙。我问村民为什么要禁止捕青蛙。村民说，青蛙与他们当地农业种植是有关系的。他们发现，农业种植看二十四节气或者靠经验都不可靠，因为山区每年的雨季、温度差异都很大。他们主要靠听青蛙的叫声来种玉米……随着气温的逐渐提高，青蛙会连着叫，等青蛙连着叫三声的时候，就适合种玉米了。等青蛙连着叫六声的时候，如果还没种玉米，那么今年也就没有收成。所以青蛙对他们来说很关键。（访谈材料20181111GDA）

在2020年的访谈中，F老师也提到，“对有些村民来说，保护青蛙则是非常应该的事情。他们反而会疑惑外来的人为什么不保护青蛙呢？随着环境的恶化，青蛙灭绝了，他们也就没法子种庄稼了”（访谈材料20201105FY）。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村落，Y组织的激发所调动起来的地方性知识，包括了村民对村落地理文化环境的理解、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劳作形态以及相关的文化传统，等等。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历史性经验都会成为村民思考环保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村庄里有效的措施并不一定会在另一个村庄里有效——在地广人稀的山地地区，两个村民小组对同一个问题的认知都可能完全是相反的。

就是一个要不要在保护区林木上打洞的事情上，我前两天刚在前面那个小组帮他们记录，说不能打洞，因为这样树会长不好。我想有道理啊。没几天我到另外一个小组，同样的问题，结果这个小组大多数人的态度是让打，怎么能不让打呢，打了才有蜜蜂筑巢，要打。我说那好吧。（访谈材料20181109GDA）

如此一来，在项目运行过程中，“环保”这一外来的观念最终成为一种极具地方性和历史性知识的实践活动。在环保内容和惩罚规则的制定方面，Y组织激发村庄主体性的行动所带来的是村民们嵌入到地方社会生活世界意义结构之中的行动。Y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正是在进入各个村庄的过程中养成了适应和学习地方性知识的习惯。

一开始真是不习惯，他们开村规民约的讨论会的时候我就会代入我的法律方面啊、专业方面的常识，还好心提醒他们比如“林权法不是这么写的”……后来觉得他们其实也不想知道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就想把他们自己这片的事情给定了……反正他们自己说的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也比较信。（访谈材料20171110GDA）

他们“自己的理由”指的当然是在地方长期生活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由此可见，村庄作为一个社会主体对于Y组织及其项目的体验，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经验与行动，在社会空间的维度之外还带有强烈的历史性特征。这一历史性不仅仅针对过去，而且还有着面向未来的时间维度。这一点在村民对项目延续的态度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根据Y组织的设计，村民获得内生性动力和主体性的标志是社区互助金项目的自主持续运转。这不仅意味着“还借款”能够顺利完成，而且在整体层面上还取决于村民们是否愿意在三年全部还借款之后继续将项目推进到下一轮。在2018年7月，我们参与了黎明村第四小组的一次社区互助金项目的“还借款仪式”。这一年是该小组实行项目的第三年，意味着三组村民已经全部轮转一遍，每个村民都已经获得过借贷机会。理论上，这一年的还借款日将讨论该项目是否继续。我们注意到这一延续了三年的仪式已经成为带有“地方节日”气息的聚会。村民们利用这个场合分发婚礼和孩子百日的喜帖，熟悉的朋友们约着晚上一起喝酒。在还款仪式之后、下一轮的借款发放之前，第四小组的项目负责人，也是从这个村组出身并担任村领导的大河组织所有人就两个问题进行了投票。第一，三年期限到了，是重新抽签确定借贷次序，还是按照之前的分组顺序继续进行？第二，这三年收取的所有利息是留在村组内作为专门款项，还是继续加在下一轮的借款之中？这两个问题并不包括是否继续开展社区互助金项目。很明显，现场的人都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最终的投票结果是重新抽签确定借贷次序，并且将利息合并在下一轮的借款之中，继续发放给村民。

那么，村民们为何愿意继续该项目呢？2015年的调查表明，项目中100%的农户同样愿意继续参与，66.7%的村民表示愿意为了项目的继续滚动而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在访谈中发现，承担这一责任的原因主要是该项目对自家的生产生活有帮助，然而接着就有接受访谈的村民提出了极具传统色彩的说法。

如果能一直做下去，钱会越滚越大，也算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摊事儿。(访谈材料20150101XX)

所谓“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摊事儿”，显然是指留下一笔遗产惠赠子孙。这一说法在我们2018年和2021年的访谈中都得到了多数被访者的验证。也就是说，该项目之所以能够长期自主持续下去，还与他们对于家庭和家族延续相关的期待与考虑有关。由此可见，这一面向未来的“目的动机”与来自过去的“原因动机”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当地村民的“主体性意识”中具有承续性色彩的时间—历史维度。

最终，Y组织的项目所形成的基本特点就是在总体原则下的一事一议，即不同时间、不同村落的不同人群因地制宜地制定出不同的环保制度。这一案例表明，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社会主体性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空间以及时间—历史紧密相关，尤其会深深扎根于地方的环境与文化传统之中，体现在那些不易被反省到的生活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秩序与伦理行动逻辑上。总结而言，该主体性在社会空间上具有结构性和弥散性，在社会时间—历史维度上具有承续性。在这两点特征之外，该项目所遭遇到的“还款危机”事件还更为清晰和深刻地呈现了这一主体性双重结构的动力机制。

（三）还款危机的解决：双重结构中的情理动力机制

2021年6月，河头村水稻田小组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还款危机。2020年6月，该组村民阿文计划买车跑生意，和另外两位村民协商借用了他们的指标，又和项目组协商借取了此前项目累积的利息，总计借款32000元。然而在2021年3月份，阿文却突然罹患癌症且到了晚期，很快就病故了。他的妻子也在随后改嫁。阿文家中留下了两个年纪尚幼的孩子、已经成家的弟弟阿宝和一位老父亲。在还借款日，围绕如何解决阿文的借款问题，村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经由同姓族人争取，所有人同意免掉阿文借款的利息。随后阿宝当场取出已经准备好的资金，替哥哥偿还了借款。

该村项目负责人阿云在后来的访谈中说，阿文家办丧事的时候，负责收礼的正是他们项目组的成员。“账记得很清楚，单是收的礼金就可以偿还这个钱了”（访谈材料20231113AY）。所以他们事先曾找过弟弟阿宝并跟他说，“不还钱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此之后你家的红白喜事我们不会来帮忙了”（访谈材料20231113AY）。阿云特别提到，当地还保留着土葬的风俗，而坟地都在山上，抬棺材必须要8个人，因此红白喜事少了一个人都办不了。

在还借款日那天，阿宝、阿文的老父亲和两个伯父都在现场。他的父亲一直没有发言。二伯全程都在帮助阿文发言，要求减免利息并承诺会帮助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大伯则站在项目组的立场上，一直强调制度不能破坏，这笔钱一定要还。在场村民们后来开始群起冲着这位大伯说怪话，明显是认为他没有做到大伯应该有的样子，讨论中蔓延着对阿文的同情。

阿文病故后，阿宝把哥哥留下的两个小孩带到了自己家里照顾。加上自己的两个小孩，一共四个孩子的生活费和上学费用对他来说颇为艰难。村民们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帮助哥哥还款的阿宝是很有担当的。在还借款仪式结束后，阿宝请求项目主管帮他写一张哥哥阿文的欠款证明，打算日后找机会交给阿文的前妻。此时村民都留了下来，纷纷帮助阿宝出谋划策，讨论欠款证明的写法。他们认为，尽管阿文前妻后来改嫁了，但是他们在2020年借款时仍然属于婚姻状态，所以应该在还款事情上有一点“表示”。最后，所有项目成员都作为证明人在欠款证明上按了手印，希望能多少帮到阿宝一些。

从这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场景中可以看出，村民对于“债务主体”和“契约”的理解是传统中国家庭式的，是有其传承关系和社会结构性的，其形式结构正与周雪光将产权理解为“一束关系”（周雪光，2005）类似，深深嵌入在浸润着伦理关系与道德价值的社会关系之中。阿文的小家庭破裂后，阿宝抚养了哥哥的子女，同时也承担了其债务。这一“扩展的丧礼”行动得到了全村人的共情和支持。而在更大的范围内，阿文的债务其实是由来自村民的“礼金”所偿还的。在这一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丧服制度作为差序格局的具体体现和补充（焦长权，2022），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人之社会行动的基本想象力。这一主体性从家庭扩展到家族，最终到达了全村。作为承续债务的行动者，阿宝最终做出的是符合村庄主体性之情理的还款行动。这一还款行动在根本上是由于全村村民在“丧礼”中的支持才得以可能。而在阿宝还款后，村民们又当场进一步回报了支持。在这一系列“礼物的流动”过程中，基于关系的伦理道德以及由此所激发出的情感正是推动此种主体性行动的动力源泉。

从这个成功处理的还款危机案例中可以看到，真正在危机时刻显露并发挥作用、推动危机得以解决的是乡村社会主体性中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力量和由此而来的情感力量。即使是一套设计精妙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仍需要深深浸入到地方社会的文化和人际关系网络中，还需要以某种涂尔干式的“集体良知”为动力才能够“活化”。因此，无论介入者是谁，无论激发的路径为何，这一主体性激发的基本路径都应该基于农民与村落自身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意义结构，也都应该依循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动力机制。

如果说还款危机的处理方式表明了项目得以顺利运转所需要的基本路径，那么接下来两个村庄的比较案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该项目得以发展良好的基本条件以及这一乡村社会主体性更为完整而复杂的面向。

当地最早实施Y组织社区互助金项目的村落是河头村。该村处于平均海拔2400米到3000米的高寒地区，共有14个村民小组，460多户人家，共2067人。全村共有耕地4700多亩，主要种植洋芋、玉米、蔓茎和白芸豆。在2015年之前，河头村的14个村民小组中有9个参加了项目。而到2021年，只有4个村民小组还在继续维持该项目，流失率较高。在这个村中，与社区互助金项目渊源最深、与F老师以及Y组织关系最密切的是新屋组组长刘玉坤。

刘玉坤是一名高中毕业生。据他所说，在与F老师及Y组织接触之前，他就经常会“在大山里思考人生”。在接触Y组织以后，刘玉坤得知了许多新概念，所以才会对我们说出“礼尚往来……很悲哀的，这是农村的弱点”这样的话。在2021年所写的自述材料中，他说，“参与项目的十年，是自我反省的十年，在经济上虽然没收获，但这十年当中，我真正找回了自己，完成大写‘人’的过程”。这样的成为“新人”的自我认同在访谈中无处不在。例如，他时常会使用诸如“主体性”等当地农民从不会说的词语。

2013年，刘玉坤自愿参选河头村的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来改变乡村。在竞选前，经历过“思想洗礼”、自视甚高的刘玉坤，没有去任何村民家里走动，也没有想要依靠自己本族的人，而是径直写了一份“竞选纲领”和“改革制度”，张贴在村委会门口。在“竞选纲领”的开头，他提出基层选举“应该选贤任能，才能让村庄进步”。这一做法给F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事后，F老师告诉我们：

他超越了中国传统，没去走动，跑到村委会去把自己的竞选纲领和改革制度贴在那里，最违背中国传统。哪有农民去看你的竞选纲领？农民不会去看的。（访谈材料20171112FY）

刘玉坤的改革制度有多条，其中主要是关于财务制度改革的。在访谈中，他说：

河头村搞选举，我就拿出规则，假如我当上村主任，给你们多少好处就不说了，我干不过你们，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5万以下的项目和5万到10万的项目，村两委举手投票表决钱怎么用；10万以上，村两委不算，还要通过14个村民小组长。（访谈材料20171112LYK）

这一竞选纲领的主要内容与刘玉坤在主持实施社区互助金项目的过程中所得到的锻炼有直接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该项目与Y组织给了刘玉坤相应的眼界、能力和行动的勇气。F老师敏锐地抓住了刘玉坤在竞选中的行动特征，即没有遵循传统社会的社区情理来展开他的选举行动。因此，尽管他以大公无私的姿态做出了对村民有益的承诺，但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许多村民的文化水平尚不足以读懂他所写的字，更遑论其内容能够引发村民的共鸣了。最后，刘玉坤在这次竞选的第一轮中即遭淘汰，“选三我排四，就下来了”（访谈资料20171112LYK）。

在这次选举中，刘玉坤希望能够超越村庄的家族和村小组成员的身份获得普遍的支持，然而他最后所获得的选票，也就是支持他的人，基本都来自他的这种身份，投他票的“基本上都是亲戚”（访谈资料20171112LYK）。他的改革理想遭遇了地方社会中基本的信任问题。他自己也比较认可这一点，“他不是我亲戚，凭什么相信我？我给他许什么诺，我家穷得叮当响谁相信我？”（访谈资料20171112LYK）

在跟我们复盘的过程中，刘玉坤将自己的落选一方面归结于村民害怕得罪村主任，另一方面则归结于村主任推出了多位候选人，以分散选票、控制票数。“（村主任）很厉害，很早就开始算计我了，找到人换票，用加减乘除就把我撵出去了”（访谈资料20171112LYK）。

无论在选举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最终的结果仍是耐人寻味的，刘玉坤的票数没多也没少。票数没多是指尽管他提出了“先进”的执政理念，但是并没有吸引到来自其他村民小组的更多选票。票数没少是指村民“不得罪人”的态度与村主任的分化策略也都没有动摇刘玉坤的基本票仓——亲属关系。最终投票支持他的六百多票全都来自他任组长的村民小组，该村民小组以刘姓为主体，彼此之间大多都有亲属关系。实际上，当初刘玉坤在推行社区互助金项目时，项目之所以能够被村民接受，也与这一特点有关。刘玉坤这位组长在小组中的威望主要来自他的姓氏。在他发起该项目之后，支持和跟随他加入项目的人都是同姓族人。与之相应，项目在异姓村民中的推广就很困难，即“当时不入的都姓严”（访谈资料20171112CA）。

而他的竞争对手也有着相同的情况，“多数还是亲戚关系（投票），竞选的人有家族的”（访谈资料20171112CA）。总之，家族关系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它既不屈服“权势”，也不跟从“新政”——选票只为亲戚而投。

刘玉坤在竞选中的遭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Y组织在河头村的工作后来受到了挫折。如上所述，Y组织在河头村是直接进入村民小组、通过村组长来开展工作的。采取此种策略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河头村的村主任要求对于项目资金的使用有决定权，而这与Y组织的理念相悖。村主任并不反对Y组织直接对接村民小组，但这就对村组长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在河头村的项目运行过程中，崭露头角的是“自视甚高”的刘玉坤。然而，他自认受到外来影响并因此而成为“新人”的个体性自我认同使得他既无法获得地方社会的理解，也难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推广到家族以外。他试图竞选村副主任的举动对村主任构成了挑战。而村主任对这一挑战的回应除了体现在竞选事件之外，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借助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声称在国家项目和Y组织的项目之间只能二选一，成功在本村减少了社区互助金项目。

在黎明村，Y组织采取了不同的进入策略。黎明村平均海拔2400米，有13个村民小组，包括村民350多户，共1300多人。该村拥有林地11万亩，耕地面积5000多亩，主要种植玉米、烤烟和白芸豆等作物。这个村落中并不存在类似刘玉坤那样的Y组织追随者，执行社区互助金项目的主角是当时担任村主任兼村支书的冯金龙。也就是说，Y组织在进入该村时所依靠的路径与河头村并不相同。这一不同的进入路径使得项目在黎明村的发展与在河头村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走向。

与刘玉坤相比，作为村干部与家族领袖的冯金龙明确把自己定位在村庄之中，自称为“山民”。黎明村是单一姓氏村。这位“山民”在村庄的家族系统中举足轻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外人看来，他的形象也非常鲜明，“有本村的荣誉感，为了本村利益敢和乡里说一些让人不爱听的话……很会权衡，会耍一些小聪明，保证下面人的利益”（访谈材料20221105DPJ）。

在与Y组织打交道的时候，他也更加强调村庄的利益和独立性。这一自我定位使他与F老师的关系颇为平等。F老师时常称呼他为“头人”，言谈之中对其不乏尊重。

这一独立性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在环保理念上，冯金龙强调自己对环保也有着“山民式”的本土理解。他曾在F老师讲述环保理念的时候，回应说“我做了20年的生态保护爱好者……环保是生活的需要”（访谈材料20181110FJL）。他在访谈中表示，环保是当地居民自己的事情，应该由本地人来做。例如，他会劝村民说，“不要老是指望国家帮我们保护生态，我们90%的人生活在这里，跑不掉的”（访谈材料20181110FJL）。他强调保护“自己的”环境，意在强调其环保理念的自发，而非Y组织的输入。

在进入村庄的路径上，冯金龙与Y组织也曾发生过矛盾。冯金龙2010年和2011年两次找F老师谈话，希望能够把社区互助金项目放在黎明村展开。这一诉求有他自己的考虑：借口种植一种新品种土豆，冯金龙希望Y组织可以为他提供一笔资助金。对于这一要求，Y组织回复说可以通过申请项目的方式与其他村民一起申报。冯金龙最终没有申请项目，也没有获得这笔资金。F老师认为，冯金龙的要求显示了“传统上公共资源进入农村的一个路径依赖。村领导是一个中心。但是Y组织的做法把这种传统打破了……对于农村公共治理的推进是很好的”（访谈材料20221106FY）。而在冯金龙看来，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非常大度，没有因此而拒绝Y组织进入本村，他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该项目对他的村民有帮助。“有些事专门去依靠政府解决好像也不完全解决得了，还需要多管齐下、一起推进。因为想从保护自然环境、提高群众收入水平开始做起，我就找到当时的Y组织”（访谈材料20181110FJL）。

此外，冯金龙在项目执行方面也和F老师存在理念上的不同，体现出“大家长”的风格。作为书记和“头人”，冯金龙要求在诸多方面参与到项目的执行管理中，并将自己的要求加入进去。例如，Y组织认为村民在借款之后可以随意支配资金，而冯金龙则根据自己的经验，要在其中立规矩，要求村民在借款后不能将其用在酗酒、赌博等方面。

与河头村相比，冯金龙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权威，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推广Y组织的项目，这是“乱一下”的内在结构更为典型的表现。他说，“在项目启动会的时候，只要有村民小组开会的，我都会去，就是看看哪几户党员户没参加，没参加的就理论一番，就按照党的生态环保政策给你对照分析”（访谈材料20200818FJL）。这一“理论”的内容包括：

结合我村实际，与大家分析、讨论一些问题，比如树砍光了，水源枯了，你不喝水能活得了几天，你们村水枯了，你们想搬去哪里生活？你有本事搬，别人的地盘会让你住吗？你把垃圾往河里乱丢，你喝一口水试试？……用这些方法还挺管用的，而不是天天喊一些高大上的口号，吓唬一下大家。（访谈材料20200818FJL）

总之，虽然在各方面都存在着理念差异，冯金龙还是凭借自己的“头人”和村支书的身份推广了Y组织的项目。因此他后来很骄傲地跟我们说，“黎明村有70%以上的农户，98%的党员户都参加了项目，自觉融入到我村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中”（访谈材料20200818FJL）。基于这一系列的出色工作，黎明村作为在生态保护方面最有“自主性”的村庄，最终也成为运行社区互助金项目最成功的村庄。在2018年，黎明村成功加入了联合国环境署下设的社区保护地全球监测系统（ICCA），两次登上《人民日报》，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明星村。Y组织的项目也因此而成为地方政府的知名政绩。

冯金龙在2016年退休。2018年，他的女儿担任了黎明村的党总支副书记。“这摊事儿”落在了下一代身上。可以预见，这一项目也将在该村长期稳定地继续发展下去。

两个村庄不同的项目实践结果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乡村社会主体性的结构和动力机制在这两个案例的比较之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在河头村，F老师找到了刘玉坤这样的追随者，并且希望通过社区互助金项目来塑造新人和新的“公共意识”。而在黎明村，冯金龙作为一名“大家长”和村支书，有着更加自主的态度，却使得F老师的项目与环保工作都取得了成功。

在对于项目的自觉程度上，冯金龙主持项目的方式更接近朱子社仓的传统，也就是由地方精英组织领导的、以既有家族关系网络和相应的伦理情感为主体和动力机制的民众互助实践。而Y组织的项目在黎明村成功实施的前提同样也是在和冯金龙打交道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适应性”，即更加侧重于服务和辅助性的定位，尊重村庄既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

Y组织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截至2021年底，共有1033户村民参与其中，建立了18308公顷的社区保护地。在环保实践中，当地村民们还将环境保护的范畴从简单的禁止滥砍滥伐扩展到化肥使用、休渔时间以及林下资源（菌类）保护等方面的规定，这大大超出了Y组织的预期。鉴于其良好的运行与保护效果，Y组织获得了国际国内的多个奖项，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许多项目所在村的村委会也纷纷投入了1万元至数万元不等的配额，以帮助项目更好地发展。

这一来自F老师自身环保经历的模式以实际的生计利益吸引村民加入，重视村庄与农民的内生力量，尊重其传统与习俗，把乡村生活视为一个整体。通过社区互助金等项目，Y组织有效实现了环保的目标，在当地植入了环保的观念，也培养了保护生态的习惯。这一经验表明，环保并非一个独立的、外在于整个社会的目标，环境与地方村庄、村民的整体生活是互相嵌入、互相生成的。为了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通过一种地方社会内生的、诉诸“社会底蕴”（杨善华、孙飞宇，2015）的合宜性策略。这一实例也表明村庄并非封闭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丰富的可能性。通过尊重地方社会的制度设计，村庄能够吸纳并完成一个外来的目标。

这一“外来激发”的行动过程同时也是Y组织逐渐认识乡村社会主体性的过程。这一主体性通过“内外有别”和家族承续的方式，在社会空间和历史维度两个层面上呈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为Y组织的项目提供核心力量的是凝结在这一双重结构之中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力量所激发的情理动力。正是这些凝结于具体社会关系之上的情理，构成了社会群体意义上主体性行动的核心力量。

在理论层面，虽然Y组织的项目设计理念类似于奥斯特罗姆的理论，但是在实际运行中，成功的案例却更加接近于中国历史上朱子的社仓实践。究其原因，一方面，奥斯特罗姆对制度的关心超过了对制度所嵌入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关心，也低估了在一个具体社会中既有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浸润其中的伦理道德对于公共事务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从现象学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正如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文化自觉倡议与其文明比较的思考息息相关（李荣山，2022）一样，我们可以在本案例中看到，在外来激发的背景下，农民思考和行动之主体性所自觉出现的形式，是富有历史内涵的家庭、家族和作为整体的村庄。

总结而言，中国乡村社会的主体性并不是基于个体性的，而是弥散在群体里面、承续于历史之中的。社会主体性可以从社会空间和时间—历史承续的双重结构来加以理解。这一双重结构以地方社会中伦理关系与道德习俗中所具有的情理性作为其基本动力。这是我们在理解和思考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所提出的“乡村振兴”和“内生发展动力”等问题时必须要去面对的“事实本身”，也是中国经验为推进现象学社会学所提供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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