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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在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小说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发表后反响很大，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和代表性作品，奠定了蒋子龙在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也是学界研究“改革文学”绕不开的一部作品。近年学界对《乔厂长上任记》的研究，有的以其为个案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考察其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如张文联的《<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政治》、黄平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的“管理”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也有的着重考察《乔厂长上任记》所引发的论争问题，如徐勇的《“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对<乔厂长上任记>争论的考察》。在现有的对《乔厂长上任记》论争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是从文艺界和官方的角度来考察，而对于读者这一环则讨论较少。实际上，文学报刊围绕《乔厂长上任记》举办的作品研讨会和座谈会，以及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过程中，始终有读者热情参与和支持。因此，本文将着力呈现文学专家（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家）、官方和读者三方介入《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论争、座谈会、评奖等环节，探讨这三方力量参与建构经典的具体过程，以此深入探究《乔厂长上任记》经典建构背后的文化政治内涵，进而挖掘“改革文学”热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逐渐消退的深层原因。《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经历10年动乱的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涣散，老干部乔光朴主动请缨担任厂长，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扭转了衰败局面。小说大胆揭露10年浩劫对我国工业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害，暴露了领导干部层的某些阴暗面，反映了“四化”建设面临的种种阻碍和矛盾冲突，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小说发表后，在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工人日报》等报纸转载后，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乔厂长”成为人们竞相谈论的对象，呼唤“乔厂长”式人物的到来成为人们的热望。![]()
但没过多久，《乔厂长上任记》就遭到了极为严厉的批判。《天津日报》分别在1979年9月12日、9月19日、10月5日、10月10日的“文艺评论”栏目整版发表评论文章，其中有否定和批评，也有肯定和赞美，（1）意图形成百家争鸣、艺术民主的氛围。但从文章篇幅占比来看，很显然批评的文章占据主导地位，且批评的火力也较猛烈。这些文章批评《乔厂长上任记》在思想倾向和人物塑造上有严重问题，批评集中在郗望北这一人物形象及乔光朴对他的态度上。小说中郗望北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伤害过不少老干部，也包括乔光朴。“文革”结束后，电机厂党委根据群众的一再要求，宣布将郗望北停职清理。但乔光朴却不计前嫌，大力提拔郗望北当自己的副手。召珂认为：“郗望北这一形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那股企图翻揭批查运动的案的逆流，在文艺创作中的表现。”（2）宋乃谦、滑富强批评乔光朴“把‘四人帮’诬陷老干部，和我们的揭批查运动混为一谈”。（3）刘志武认为郗望北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反对揭批查者的形象”，“正是神秘的小说人物郗望北的出现，才是《乔厂长上任记》引起争论的症结”。（4）王昌定认为：“作品从始到终缺乏对林彪、‘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反倒充满了对揭批查运动的不满和诋毁，再对照小说中对一群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包括冀申）的讽刺嘲笑甚至挖苦的描写，不能说作者的爱憎是不分明的。”（5）这类批评文章认为，小说中乔厂长同情并重用造反派头头、“火箭干部”郗望北，反映出作者借此反对党中央的“揭批查”工作和思想解放运动。但天津方面也并非铁板一块，天津的文学期刊《新港》1979年第11、12期连续刊登6篇评论文章（6）和4篇来稿摘登，（7）旗帜鲜明地正面肯定《乔厂长上任记》。针对《天津日报》上大量批评郗望北、反对“揭批查”的观点，《新港》的评论文章用客观的分析予以反驳：“为了反映当前一些人的真实的思想情况，才写了一段郗望北对自己‘停职检查’问题的看法。只要我们对郗望北那段关于‘火箭干部’的议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它并不是如同召珂所指责的那样，是在气焰嚣张地翻揭批查运动的案。而是通过郗望北的话，提出了必须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特别是那些只犯过一般路线错误现在改正认识了，并有革命热情和工作能力的新干部的问题，就是说要反对这一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倾向。”（8）“蒋子龙同志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他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以艺术家的勇气塑造了郗望北这个犯过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青年干部形象，最后不是把他打倒，而是让他为四化贡献力量，这就打破了流行的公式，使造反派出身的青年干部的形象富有新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9）实际上，早在8月22日，《新港》就邀请了20多位业余作者针对《乔厂长上任记》进行了座谈交流。与会人员都认为《乔厂长上任记》引起强烈反响不是偶然的，“这篇作品就是用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写出了人民要求实现‘四化’的强烈愿望和迫切心情，揭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以来现实生活中新的矛盾，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10）参加座谈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作者，所以他们的发言可以看作是广大读者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态度。由此可见，天津的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和普通读者对《乔厂长上任记》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批评和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天津日报》。作为天津市委的机关报，《天津日报》反映的实际上是天津市委领导对蒋子龙及《乔厂长上任记》的态度。1979年12月25日，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刘刚亲自给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写“告状信”，并请朱穆之将信转给胡耀邦、周扬。他在信中表示，在市委宣传部召集的《天津日报》编委座谈会上，按朱穆之同志指示批评了《天津日报》“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但他坚持认为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小说中“文革”造反派头头郗望北的论调以及乔光朴对其的重用，阻碍了天津正在展开的“揭批查”运动，并要求中央能给《天津日报》一点民主权力，准许其批评这篇小说的缺点和错误。（11）“揭批查”运动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中共中央把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作为各项工作的纲，目的是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清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流毒。联系当时的政治语境可以发现，虽然《天津日报》上的4篇批评文章也强调要民主评议，实际上已将此问题上升到政治批判层面。![]()
蒋子龙和天津市委领导及文艺界的纠葛由来已久。1976年，蒋子龙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是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对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渐趋好转。面对矿山机械厂生产混乱、百废待举的局面，机电局局长霍大道拖着病体，亲自率领机电局各大厂挑起整顿机械工业厂的重担。作品问世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但由于政治风云突变，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对工厂科学管理和工业生产力的强调，被视为“为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的代表作受到批判。时任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召开了一次创作会议，这次会议决定让蒋子龙在《人民文学》上做公开检讨。经过《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与天津市委领导王曼恬的沟通，蒋子龙同意写检讨。但由于检讨初稿未获通过，实际由袁水拍定调而由李希凡执笔，拟出了《努力反映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的检讨文章。同时，为了遵照“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的指示，蒋子龙在天津市委领导王曼恬点名要求下，参加了话剧《红松堡》创作组，并写出了反映同“走资派”斗争的农村题材小说《铁锨传》。检讨文章和小说同时发表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4期。两个月之后“四人帮”倒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毒草”《机电局长的一天》变成了“香花”，而《铁锨传》又成了“大毒草”，受到了公开批判，蒋子龙也成为“揭批查”的对象。发表蒋子龙小说的《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涂光群认为蒋子龙写《铁锨传》，不能完全由他本人负责，应由编辑部及上边的决策人负责，蒋子龙是可以“说清楚”的。“尽管天津有读者就这篇小说给该刊和《人民日报》写来批判文章，并说蒋与‘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王曼恬的阴谋活动有牵连，但该刊和《人民日报》则对此置之不理。”（12）《人民文学》甚至主动跟蒋子龙道歉并向他约稿，据涂光群回忆：“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当时他正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建国三十年短篇小说选）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以显著地位刊出。”（13）不同于《天津日报》和天津市委对蒋子龙和《乔厂长上任记》的批评，北京文艺界和中央层面对《乔厂长上任记》一直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但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连《文艺报》也只是在‘新收获’栏目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绍性评论。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动作起来。”（14）《人民日报》《文艺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文学评论》等主流报刊通过发表正面评论文章、组织座谈会等形式，不断肯定和强调《乔厂长上任记》的积极意义，而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成为这些文章着重突出的一面。读者的身份具有政治先进性，成为文学评论家们论证《乔厂长上任记》正面意义的有力确证。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的《理论动态》第85期（1978年9月15日）发表了《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一文，将文艺作品的评判权力和标准交回到人民群众的手中。而在对文艺作品的评论上，文艺领导和文艺专家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排斥和对立的关系。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15）宗杰认为：“随着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在全国人民为祖国的四化开始新长征的时候，要求我们的文学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反映四化斗争这个新的生活领域，提出和回答人们所关心的新的问题，积极歌颂为四化而奋斗的英雄。《乔厂长上任记》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群众的要求，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提出并回答了实现四化斗争中的一个尖锐问题。”（16）丁振海、朱兵认为：“在林彪、‘四人帮’危害十年后的今天，在比较多的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外伤、内伤尚未治愈的情况下，乔光朴的精神状态是难能可贵的。这个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主流和方向，反映了亿万人民的意志和愿望。”（17）王扶认为：“《乔厂长上任记》不仅有着强烈的政治思想意义，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而且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那磅礴的气概，鲜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奇峰突起的情节，富有哲理性的语言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8）文华、宪镛认为：“小说把歌颂与暴露统一起来，把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同推动社会生活的前进结合起来，即是说，通过干预生活，作品向读者指示了一条如何对待现实生活——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道路。应该说，这正是《乔厂长上任记》这篇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的主要特点和突出的成就，也是它之所以引起广大读者共鸣的根本原因。”（19）1979年10月6日召开的《文艺报》编辑部会议上，冯牧发表了深思熟虑的系统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撰写一篇评论，论述乔厂长是一个典型，希望发表一篇论述改革题材和改革人物的评论，表达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肯定和赞赏。刘锡诚接受任务，评论文章采用了冯牧发言时所起的标题“乔光朴是一个典型”。（20）这篇文章肯定了乔厂长的改革举措，强调了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小说的主要成就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在新时期现代化建设中焕发出革命青春的闯将的典型形象……《乔厂长上任记》是正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的时候文学创作领域里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力作。”（21）值得注意的是，《乔光朴是一个典型》安排在《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合刊，即第四次文代会专号上发表。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落实到文艺上，“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22）《乔厂长上任记》很显然呼应了第四次文代会精神。除了权威期刊上的正面肯定文章，1979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更是在《乔厂长上任记》的经典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最初发布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10期。和1978年的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一样，1979年的评选仍然采取“群众推荐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评选启事后附了《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推荐表》，推荐表不仅需填写篇名、作者、发表时间及报刊名称，也需要填写推荐人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和职业。截至1980年2月1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共收到推荐表257885张，比1978年的数量增长12倍以上；推荐小说2000篇，比1978年的数量多700余篇。据粗略统计，推荐者中最多的是工人，约占40％；其次是学生，超过20％；各级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接近20％；中学教师占10％；其余10％为农民、士兵和其他行业的文艺爱好者。（23）1980年1月24日，《人民文学》编辑部评选工作小组列出一个基本是以读者推荐票数为序的备选篇目。3月5日，评选委员会再次开会，对备选作品正式进行评议讨论。《人民文学》主编李季主持会议，副主编葛洛向评委们报告了评选工作进展情况，草明、沙汀、谢冰心、刘白羽、贺敬之、唐弢、王蒙、袁鹰、孔罗荪、陈荒煤等参会。评委们认为：“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受到读者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一个重要原因是着力描绘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那么多读者投‘乔厂长’的票，表明群众渴望现实生活中更多地出现像他那样为‘四化’而献身的闯将。”（24）![]()
1980年3月25日，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结果揭晓，并在北京举行了颁奖大会，《乔厂长上任记》以27000多票（25）获得年度小说奖第一名。从票数可以看出，即使《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以来争议不断，但是广大读者用投票的方式给予小说肯定和支持。3月25―29日，陈荒煤、冯牧、秦兆阳等与获奖作者进行座谈。冯牧在座谈会上谈了自己对三年来文艺创作的成就、文艺思想的发展以及文艺形势的评判，特意提到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引起的争议，并立场鲜明地予以支持并明确表态：“一切从事文艺创作组织工作和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都有责任、有义务来给目前还处在惶惑不安之中的作者们以支持、帮助和鼓舞，使他们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健康起来，更具有进取心，更具有信心，使他们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定，更加迅速。这是一个迫切的、实际的、重要的责任。”（26）“工人业余作者”、归来的“老
干部”与经典建构的文化政治
1979年10月10日，《文学评论》编辑部和《工人日报》在北京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乔厂长上任记》。参加座谈会的有作家、文艺评论家，如陈荒煤、冯牧、孔罗荪、许觉民、刘宾雁、屠岸、朱寨、刘心武、从维熙、张锲、张洁、李陀等，还有一些工业部门的负责人、厂长、工程师、工人。《人民文学》负责人葛洛、刘剑青和小说作者蒋子龙，以及北京部分新闻单位的人也应邀参加了座谈会。与会者对《乔厂长上任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标志着我国日益繁荣的短篇小说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27） 冯牧、陈荒煤、张洁、刘心武、张锲等对蒋子龙予以了支持和鼓励。（28）冯牧、陈荒煤特别强调蒋子龙的“工人业余作者”身份，并提出肯定其身份的问题。冯牧认为：“对于蒋子龙同志这样一个工人业余作者，他有多少责任，对他的问题应作什么结论，并不困难；听说已作了结论，而且还作了检查。这就要求我们从蒋子龙同志的全部工作历史、全部创作活动，他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全部政治思想及其对生活的态度，对他作出全面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29）陈荒煤说：“蒋子龙同志是一位勤奋的工人业余作者，他从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前后共发表了近二十篇作品。虽然他的创作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一直没有放下笔……工人作者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种种困难和不幸遭遇？由此可见，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并肃清其思想流毒，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文学队伍，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30）此外，陈荒煤还在会上说了一些在会议综述和发言摘要中都没有提及的话。他认为：“文艺界有许多争论，是极左思潮的继续。经过历次运动后，工人作家还剩下了几个？为什么产生了工人作家，又遭到如此的命运呢？应该写文章指出，《天津日报》的几篇文章，是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打棍子。如果承认是争鸣，那就要允许反批评。”（31）蒋子龙“工人业余作者”的身份被突出强调，这一身份“也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向蒋子龙组稿的理由之一，在当时无疑具有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从而成为支持者肯定其创作合法性的重要‘砝码’”。 （32）不仅蒋子龙自身“工人业余作者”的身份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主人公乔厂长的身份也具有政治上的先进性。乔厂长不仅是反映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更是革命老干部和知识型企业家。作为革命老干部，10年浩劫丝毫没能消磨乔厂长的斗志和气魄，他对党的“四化”建设事业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放弃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的“美缺”，立下军令状，主动请缨回到生产停顿、人心涣散的重型电机厂。乔光朴是一位既有丰富的现代化工厂管理经验，又有扎实的技术知识的现代企业家。他20世纪50年代曾到苏联学习，并在列宁格勒电力工厂担任过助理厂长，回国后被派到重型电机厂当厂长。因此，作为老干部和知识型企业家的乔光朴实际上也是“文革”后“归来者”的代表。“‘文革’结束以后，‘归来’的政治主体，除了知识分子，就是一大批在‘文革’中失去政治合法性、被批倒批臭的老干部。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被赋予重任。一方面，岁月蹉跎，他们已不再年轻，深觉来日无多，需要只争朝夕；另一方面，他们在‘文革’中急剧受损的政治道德信誉也急待修补。老干部们是否承当得起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的崇高使命，许多人心中充满疑虑。《乔厂长上任记》以及更早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就是向这一新生的政治群体老干部——昔日的所谓‘走资派’致意和表达信任的作品。”（33）《乔厂长上任记》发表的1979年7月，虽然国家早已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但当时文坛的主流还是反映“文革”创伤的伤痕题材作品。随着“伤痕文学”创作影响越来越广泛，围绕“伤痕文学”的论争也不断升级。《广州日报》1979年4月15日发表了黄安思的《向前看呵！文艺》，《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发表了李剑的《“歌德”与“缺德”》。这两篇文章批判“伤痕文学”揭露“四人帮”造成的“伤痕”是“向后看”，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是“缺德”，提倡文艺要“向前看”，要“歌德”，歌颂党的领袖、社会主义、工农兵和四个现代化事业。这两篇文章受到文艺界大部分人的反驳，认为把“向前看”与“向后看”，“歌德”与“缺德”作为文艺为“四化”服务的界线，有悖于文艺创作规律，制造了新的题材禁区，打着“为‘四化’服务”的旗号，反对解放思想和“双百”方针。但不断升级的论争确实也反映出当时文艺界一部分人迫切希望文艺作品能告别“伤痕”题材，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面貌。“《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显得狭窄的局面。”（34）值得一提的是，在蒋子龙事件中，冯牧和陈荒煤的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乔厂长上任记》“使冯牧、陈荒煤等人多少摆脱了遭受指责的窘迫处境，力挺《乔》并以《乔》来带动作家选择更宽泛的文学创作题材，顺理成章”。（35）但更重要的是，冯牧、陈荒煤等文艺界领导本身就是“文革”后“归来者”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代表，理想的乔光朴形象也是“归来”的冯牧、陈荒煤等性格和内心的投射，他们对于“乔厂长”的全力支持和正面肯定，与其说是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和，不如说是对自身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有所作为的有力确证。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做出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标志着集中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的到来。政治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经济上改革开放，一场空前伟大而又艰巨的改革出现了。1978年，《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把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36）1979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了更为紧迫的时间问题：“当前，摆在我们经济战线面前的任务，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加快前进的步伐……时间是紧迫的，一年、一月、一天、一小时都不能耽误。”（37）1979年7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仅半年时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小说及时而迅速地反映了全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大时代主题，塑造和歌颂了改革家乔光朴的英雄形象。小说这样描写乔光朴刚毅的硬汉形象：“一张有着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双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润脸；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38）乔光朴不仅仅是正义力量的化身，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作为现代化建设者，他过人的才干、果敢的开拓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迎合了社会转型期社会大众对“改革英雄”的热切盼望。《乔厂长上任记》参与了全民现代化的想象和建构，反映出社会转型期各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烈愿望和改革诉求。《乔厂长上任记》中对现代化的渴望被简化和具化成了对“时间”和“数字”的紧迫追求。乔光朴怀着要大干一场的雄心整顿百废待兴的重型电机厂，并计划在8到10年内实现工厂自身的现代化。小说用乔光朴的5条发言记录开篇，这些发言记录全部围绕“时间”和“数字”而展开：“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39）乔光朴在电机厂大刀阔斧改革，得罪了很多人。厂党委书记石敢收到很多控告信，有的是直接写给厂党委的，有的是从市委和中央转来的，全是控告乔光朴破坏民主，独断专行。乔光朴看完一封封控告信，暴怒地拍桌子痛骂。局长霍大道开导乔光朴并问他精力怎么分配，乔光朴回答：“百分之四十用在厂内正事上，百分之五十用去应付扯皮，百分之十应付挨骂、挨批。”（40）霍大道听后态度异常严肃起来：“太浪费了。百分之八十要用在厂里的正事上，百分之二十用来研究世界机电工业发展状态……我们要的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和数字’，这才是人民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所在。”（41）除了这些直接的阐述，小说中也有很多表征时间、数字等效率的细节，带来强烈的紧迫感。小说塑造了年轻的德国专家台尔的形象，德国进口的二百六镗床试车，镗床的电器部分在安装中出了问题，西门子电子公司派台尔来解决。临来时台尔向公司保证在7到10天内解决问题，但因晚到厂7天，作为补偿他特别卖力，不到3天就将问题解决。乔光朴对其大为赞赏，并向七车间值班主任布置任务：“把你们车间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工人都招呼到这儿来，看看这个台尔是怎么工作的。也叫台尔讲讲他的身世，听听他二十三岁怎么就把技术学得这么精。”（42）台尔的形象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先进性与现代性，乔光朴对台尔工作时长和年龄的强调和称赞，很显然也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高效率的肯定。在个人的情感生活上，乔光朴仍有种时不我待的紧张感，不肯浪费一分钟。他和厂里的工程师童贞有着十几年的感情纠葛，而他第一次返回电机厂时就在党委会上单方面宣布和童贞结婚，不容对方犹豫和思考。对此童贞气得浑身打战，质问他知不知道明天厂里的人会说闲话，乔光朴说：“我要的正是这个效果。就是要造成既定事实，一下子把脸皮撕破，你可以免除后顾之忧，泼下身子抓工作。不然，你老是嘀嘀咕咕，怕人说这，怕人说那。跟我在一块走，人家看你一眼，你也会多心，你越疑神疑鬼，鬼越缠你，闲话就永远没个完，我们俩老是谣言家们的新闻人物。一个是厂长，一个是总工程师，弄成这种关系还怎么相互合作？”（43）乔光朴果断宣布结婚是为了快速消除厂里的闲言碎语，从而和童贞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而童贞从气愤到感动的转变，也表现了这段爱情不仅仅是儿女私情，更是被赋予了时代内涵。![]()
有研究者认为，《乔厂长上任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上所要求的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动员；另一方面也用文学的方式来实现了对政治的‘图解’，从而为‘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寻找合法性的依据。这两种图式也基本上成为了后来的‘改革小说’的基本模式”。（44）蒋子龙后来又陆续发表了《人事厂长》《狼酒》《开拓者》《拜年》等一系列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小说，塑造了机床厂人事厂长高盛五、分管工业的副部长应丰、省委书记车篷宽、重机厂总调度室主任冷占国等一批通晓业务、锐意改革、果敢善断的工业战线“改革者”形象。而这一时期其他作家也创作出了与“乔厂长”一样刚强正直、有胆有识的“改革者”形象，如张锲《改革者》中的徐枫、焦祖尧《跋涉者》中的杨昭远、水运宪《祸起萧墙》中的傅连山、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等。这些在当代文学史叙述中被命名为“改革文学”的小说，生动全面地记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工业生产领域的改革历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小说大多是以企业干部的视角展开故事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干部理所当然地成为主导改革进程的历史主体，但几乎所有“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者，都痴迷于以“时间”和“数字”为效率表征的现代化想象。“乔厂长”们利用“时间”和“数字”条目化改革任务，明确目标，细化进程。但是过分强调计划和效率，压制了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大胆冲破重重阻力与束缚，敢想敢干，对工人和下属说一不二的作风，也在无形中产生了独断专行等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规范的作风。在“改革文学”的写作模式中，原本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体的工人，其形象普遍比较模糊，生产劳动场景也变成了稀有景观。“至于革命年代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在改革文学中则被消除阶级意识、政治觉悟与创造精神，变成了被物质金钱驱动的去政治化的被动经济人，是被改革者的魔棒任意驱使的无主体性的个人，而且是作为一个数字存在的经济单位——劳动力。”（45）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作品突出表现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实现现代化，改革也是通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但真正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现代化，更是人的主体意识和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缺乏真正的现代化的改革意识，其对“‘四化’的理解，一定意义上仍旧是‘数字和时间’所呈现出的经济的层面而非文化及其他更深层的面向，或许这也是改革文学难以为继的最根本原因。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改革’和‘四化’似乎只能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进行，‘改革’一定意义上就失去了文化的支持”。（46）在建设“四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的社会转型初期，不畏艰难、勇挑重担、雷厉风行、开拓进取的“乔厂长”们是理想的改革英雄，契合了社会转型期各界渴望变革的迫切需求。“改革文学”预设的“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叙事模式呈现出了改革的具体图景，满足了广大读者群众对现代化的想象和诉求。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政治、历史痼疾、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复杂矛盾逐步显现，“改革文学”没有能伴随着现代化改革的进程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层面，其热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渐消退。注释：
（1）正面肯定的文章有黄桂元：《卓有成效的探索——读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9月12日；刘德铭、及树楠：《新的探索——读<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9月19日；周金田：《冀申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天津日报》1979年10月5日；高桐年：《这样的“迷惑性”有何不好？》，《天津日报》1979年10月10日。（2）召珂：《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9月12日。（3）宋乃谦、滑富强：《乔厂长能领导工人实现四化吗？——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9月19日。（4）刘志武：《文学应是生活、时代的一面镜子——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10月5日。（5）王昌定：《让争鸣空气更浓一些——也谈<乔厂长上任记>》，《天津日报》1979年10月10日。（6）这6篇文章分别为：朱兵、臻海的《短篇小说创作的新突破——评<乔厂长上任记>》，朱文华、许锦根的《怎样看待<乔厂长上任记>的思想倾向和人物塑造——与召珂等同志商榷》，杨志杰、彭韵倩、王信的《“四化”的绊脚石为什么碰不得？——也评<乔厂长上任记>中的冀申》，滕云的《<乔厂长上任记>与现实主义》，丹晨的《鞭笞时弊的好小说——也评<乔厂长上任记>》，方今的《一个有启示意义的形象——谈谈<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郗望北》。（7）这4篇来稿摘登分别为：彭少峰的《乔光朴——新时期的英雄形象》、达政的《冀申的形象真实而可信》、王凤礼的《文艺批评应该实事求是》、薛宝琨的《“关公战秦琼”式的评论》。（8）朱文华、许锦根：《怎样看待<乔厂长上任记>的思想倾向和人物塑造——与召珂等同志商榷》，《新港》1979年第11期。（9）方今：《一个有启示意义的形象——谈谈<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郗望北》，《新港》1979年第12期。（10）《一篇深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本刊编辑部召集部分业余作者座谈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纪要》，《新港》1979年第10期。（11）（12）（14）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13）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第27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5）沈宝祥编著：《〈理论动态〉精华本》，第95页，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16）宗杰：《四化需要这样的带头人——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1979年9月3日。（17）丁振海、朱兵：《推动四化建设的好作品——也评〈乔厂长上任记〉并与召珂同志商榷》，《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8日。（18）王扶：《时代的主角 生活的镜子——读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解放军报》1979年9月8日。（19）文华、宪镛：《一篇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好小说——读〈乔厂长上任记〉》，《文汇报》1979年9月3日。（20）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第339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21）刘锡诚：《乔光朴是一个典型》，《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22）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文艺报》1979年第11-12期。（23）见《欣欣向荣又一春——记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24）《欣欣向荣又一春——记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崔道怡的《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小说家》1999年第1期）对草明、沙汀、冰心、刘白羽、贺敬之、唐弢、王蒙、袁鹰、孔罗荪、陈荒煤等评委们的发言有相对较详细的呈现。（25）《去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人民日报》1980年3月27日。（26）冯牧：《关于近年来文学创作的主流及其它——在一九七九年获奖短篇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上海文学》1980年第5期。（27）《鼓励业余创作 端正文艺批评——<文学评论>和本报联合召开优秀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座谈会》，《工人日报》1979年10月15日。（28）座谈会后，《工人日报》1979年10月15日用整版篇幅以“贯彻双百方针 繁荣文艺创作”为题，刊登了《乔厂长上任记》座谈会部分发言摘要，分别为：冯牧的《四化需要闯将 文学也需要闯将》、陈荒煤的《不能放下这支笔》、刘宾雁的《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张洁的《会有更多更优秀的乔厂长涌现》、刘心武的《给作者以更多的艺术民主》、张锲的《做激流勇进的战士》、吴佩纶的《工业题材的好小说》、刘杰的《工人欢迎乔厂长！》。（29）冯牧：《四化需要闯将 文学也需要闯将》，《工人日报》1979年10月15日。（30）陈荒煤：《不能放下这支笔》，《工人日报》1979年10月15日。（31）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第343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2）张慎、钟义荣：《历史转型初期文学论争的复杂性——以<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为中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33）张文联：《<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文化政治》，《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34）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增订本），第345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35）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36）《光明的中国》，《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37）《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人民日报》1979年1月1日。（38）—（43）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44）张伟栋：《“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45）马春花：《男性气质与发展主义——性别视阈中的改革文学》，《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46）徐勇：《“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对<乔厂长上任记>争论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本文刊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马炜，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本文作者 马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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