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从“小我”看“大我”：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

作者 | 徐延辉、赖东鹏

作者单位 |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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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转型中国的国家认同变迁趋势研究》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我们深感荣幸。作为一名学者和研究者，我们对学术研究始终怀有虔诚之心，对国内社会学顶级期刊《社会学研究》始终充满敬重之情。由于担心自己的研究不够严谨或者表达不够精确，在文章被录用到正式发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我们的心情始终处于“紧绷”状态，一半是欢喜一半是忧虑，难以找到一种自在的松弛感来回看自己的研究。但是，文章得以付梓，思想得以传播，终究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下面我们将整理思绪，简要回顾一下文章写作过程，一方面致敬师友，另一方面分享我们在跨学科研究中的理论追求与研究旨趣。

首先，关于问题的缘起。这项研究有两个背景。第一是研究兴趣的延续，即源于我们一直关注的社会建设问题。近年来，我作为团队负责人先后承担了三个有关社会建设项目即“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1）、“社会质量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5）、“新中国70年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9），这些研究的核心议题都是为了探究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具有何种品质，即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社会建设的目标有很多，但其核心目标是如何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类研究有很多，我本人也于2018年出版了学术专著《社会质量、社会建设与幸福感》。2019年获得重大项目立项后，我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变迁与中国民众对政府社会建设成效的评价上。这项研究最初目标是关注政府质量，但我们后来感觉其选题偏向政治学，缺乏社会学的视角和关切。最后我们决定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关注社会转型如何影响价值观变迁，国家认同变迁由此成为我们的研究主题。

第二是如何理解认同的精髓与本质。库利认为，社会的组织过程有两个方面：整合与分化。个体的生活如果要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必须具有专门化的发展和统一的整体两个方面。如果把社会过程比作一台戏剧，那么它的演员只有融入人类整体精神中，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果每个公民都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都不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祖国的精神目标中，那么任何国家都是微不足道的。社区、商店、学校——任何由人组成的群体，都概莫能外。身份认同从表面上看是主体对于自己是谁、是否属于某个群体或组织的一种主观认知和判断，但实质是对某一身份背后所隐藏的地位和价值的总体评估。身份认同是一种“接纳”或“肯定”，是一种价值确认，体现了个体对于一种身份能否满足其自尊感的价值诉求。如果某种身份能够提升主体的自尊水平，令其产生自豪感，那么主体就会承认甚至主动索取这种身份。相反，如果某种身份可能降低其自尊水平，那么主体就会拒绝和摒弃这种身份。根据身份认同经济学理论，每个主体都有多种身份，不同的身份选择可以带来不同的收益。由此我们推断，身份认同可能会受到利益驱动，从而成为理性选择的产物。这些理论对于学经济学出身、在社会学系任教的我来说，极易产生共鸣，这些知识积累为本研究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其次，如何开展具体研究。个人认同的产生和发展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在研究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2015年我们在厦门市调查时发现，只要雇主的房子位于市中心而不是城市郊区，居住在雇主家的农民工就会觉得自己是“城市人”，说明居住空间和资源使用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说来也巧，当你思考某个问题时，与此相关的新闻和研究议题就会“自动”跳入眼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直有向本校文科教授赠送样刊的习惯。2022年3月我在单位值班时，看到该学报2021年第5期田烨、马文的文章《心为何属：美国老年华人群体身份认同研究——基于美国密西根州老年华人群体的人类学考察》，文中提到的原生主义与工具主义研究范式令我深受启发。我随即指导东鹏顺藤摸瓜梳理文献，然后将此范式进行改造，最终采用政治性认同视角开展国家认同研究。

再次，大的思路确定之后，采用何种具体视角来统领自己的研究主题呢？我们的方法是从“小我”走向“大我”，即从个体出发，超越个体走向群体。一个社会成员对于自己国家是否感到自豪，一方面会从个体出发、从自身经历来评判所在国家及其所作所为是否值得自豪；另一方面因为人是社会人，每个人都生活在群体和组织中，每个人都会跳出个体看群体，站在“小我”之上看“大我”，通过社会化完成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将自己视为集体的一分子，找到一个“我们”即确认一种国民身份。那么，国民身份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从中国的制度优势即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保障制度入手来观测。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中国政府通过提供教育、医疗、就业及住房等诸多公共服务，不断缩小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引领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呈现近乎相反的变动趋势，说明收入分配与公平感是国家认同的社会基础。

研究视角确定之后，我们还需要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才能实现研究目标。社会变迁研究涉及到时间变量和一系列相对应的统计分析方法，这项研究的完成得益于我有一个优秀的团队。赖东鹏是我招收的第一位硕博连读学生。作为团队最出色的骨干力量之一，东鹏不仅对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各个领域各种话题兴趣浓厚，而且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为研究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最后还要感谢众多师友的鼎力支持。这篇文章于2022年10月投稿，2023年7月通过外审，2024年1月被录用。文章校对阶段恰逢春节，我们常常为了一句话、一个数据、一张图表反复切磋。有一次为了数据如何呈现，东鹏和我在除夕之夜打了很久电话，以至于我差点将给长辈拜年推迟到大年初一。不管是深夜11点还是大年三十或者初一、初二，我们总是在第一时间联系责任编辑何钧力老师并能得到及时回应，何老师严谨的治学精神令我们在学术规范方面亦有长进。文章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厦门大学李艳霞教授、《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社的史拴拴老师和重庆邮电大学熊峰老师的指导与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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