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关于“搭便车”困境的研究探索

关于“搭便车”困境的研究探索

作者 | 温莹莹、张晓玲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

香港大学房地产与建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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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温莹莹）主要关注和研究的议题是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合作/公共参与问题。公共物品区别于私人物品的特殊属性，使得公共物品供给常常面临“搭便车”等集体行动困境。哈丁的“公地悲剧”与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将普遍存在的个体利己主义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凸显出来，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

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主要关注政府与正式制度的作用，预设了良好的公共治理、经济绩效以及经过精心设计的正式制度可以有效克服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诸多困境；经济学主要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运用囚徒博弈困境模型来解释与分析理性个体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不合作行为；心理学基于亲社会动机假设，主要研究个体的利他主义动机以及同情、感激等情绪的来源。而社会学研究则强调，在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个体的合作、公共参与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力量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学科倾向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社会学更关注作为“社会人”的个体。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关注外在于个体的、普遍存在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以及社会声望等个体间独特的互动机制对克服“搭便车”困境的影响。

基于社会学视角，我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制度各要素以及群体结构等因素对个体何以克服“搭便车”、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在多次的个案研究和量化研究中分别考察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各要素的具体影响后，我逐渐发现，制度中的规制性要素对个体公共参与的影响有限，道德规范与文化—认知要素或许更为重要。然而，已有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即使是“有限理性”假设）却主要关注的是规制性要素，而对道德规范、文化—认知等要素的讨论较少。2016年，在一次偶然的文献阅读中，我注意到美国、欧洲的文化经济学界关于制度与文化的讨论，他们关注文化中的价值规范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并就普遍道德与公共治理、经济绩效等之间的关系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其中，格雷夫和塔贝利尼的研究（2016年我阅读到的还是他们的工作论文，文章在2017年正式发表）“The Clan and the Corporation: Sustaining Cooper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尤其引发我的关注。他们的研究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等相关数据分析，讨论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不同的道德状况，认为进入现代社会，欧洲各国发展出了普遍道德，而相比之下，中国现代社会则主要发展出有限道德。在对普遍道德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学习和梳理后，我对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存疑的。后续几年我们在江浙一带多次的田野调研中，观察到许多农村地区农民的志愿服务、捐赠等公益利他行为的服务范围已经大大超越本村乃至本地，并非如已有研究讨论的仅限于宗族、亲属等狭隘社会关系中。针对格雷夫等的研究结论，我们（我和合作者张晓玲老师，她比较关注环境管理中的“公地悲剧”和气候治理等研究）先后写了两篇文章尝试进一步讨论。第一篇是“Generalized Morality and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The Role of Social Trus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于2022年7月刊发在Habitat International。这篇文章运用同样的理论框架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尝试补充格雷夫等的研究结论，也在公共物品供给和“搭便车”困境等议题中引入了普遍道德视角，但在理论研究和讨论部分未能尽意。于是，我们写了第二篇文章《从有限道德到普遍道德——基于社会参与的视角》，即刊发于《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用了较大篇幅对道德、普遍道德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和讨论，指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普遍道德的发展具有应然性，然而在现代社会的个体化、理性化、流动性、陌生人化等特质以及当前数字媒介的广泛使用等背景下，普遍道德的发展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和困境。文章进一步强调不能忽略中国现代社会普遍道德发展的趋势、特点及其具体机制等问题。

如文章中所言，关于道德研究的中西对话、道德转型的古今之变等议题是庞大且复杂的，这篇文章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一些重要的内容未能展开充分讨论。《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上翟学伟老师、姚泽麟老师讨论道德实践的两篇文章，给我们许多新的启发。我们的初衷是尝试引入一个新的维度来关注道德议题，同时也是关于“何以克服‘搭便车’困境”议题的又一次研究探索。普遍道德的相关研究和理论讨论也提醒我们，在公共物品、集体行动的研究中，除了关注以往研究提及的“经济人”和“社会人”视角，还需更多关注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视角。

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刊发，得益于合作者张晓玲老师以及许多师友的启发和帮助。特别感谢《社会学研究》的包容，感谢评审专家对这篇文章的理论及方法部分的精心指导和批评。我们尤其感谢责编向静林老师，他的专业指导和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编辑，使这篇文章以更好的方式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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